2024年11月6日下午，中国海洋大学必威体育官网任东升教授来到浙江大学开展讲座，讲座主题为“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意识”。该讲座吸引了必威体育官网众多老师和学生参加。讲座由郭国良教授主持。
一. 翻译实践中的家国情怀
任东升教授以杜甫诗《春望》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句的翻译引入话题。不同译者对于“国”字的翻译不尽相同。其中，西方译者多将“国”字译为“state”，仅仅表达出字面意思；而中国译者多将“国”字翻译为“country”或“our country”，充满爱国热情。这体现出中国译者在翻译时深厚的家国情怀。任东升教授强调，“nation”“state”“country”的内涵不同，因此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对涉及到国家的文字保持敏感，在不同语境下灵活选择“国”字的正确翻译。在翻译过程中，应注意译文的感情色彩，打造亲仁善邻的国家形象。
任东升教授介绍，在我国，国家翻译实践具有很长的历史。早在唐代，佛经翻译由政府或者皇家支持。现存佛经译文中多见“奉诏译”、“奉敕译”等语即是国家深度参与翻译实践的象征。因此，译者与国家属于同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时刻坚守正确的立场。
二. 在翻译实践中树立国家意识
对于翻译学习者来说，国家意识指对于关涉“国家叙事”语言点的敏锐感知和转化策略。任东升教授强调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树立强国意识和大国意识。
强国意识指在翻译过程中要体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，但要避免使用语义表达强烈的词语。例如“海洋强国”的“国”，就不宜用power，因为该词含有“强权”之义，尤其不能用“ocean power（海上霸主）”。“海洋强国”正确的英文表述是“strong maritime country”（见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24年10月26日客户端）。 相较于“ocean power”，“strong maritime country”政治化色彩较少，表意中性。
大国意识指在翻译过程中要突出中国负责任、有作为的大国形象，但要避免陷入“国强必霸”的语境。如翻译“大国外交”就应使用“major country diplomacy”而不应使用“great/big power diplomacy”。因为“great/big power”在西方语境中多形容有进攻性质的大国或者超级大国，然而中国一直反对国际社会上的霸权主义。因此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仔细斟酌译文，树立友善、和平的国家形象。
三. 翻译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
对于翻译中的政治词汇，译者应对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觉，避免陷入西方的“话语陷阱”。任东升教授列举了政治文本词汇的两种不同译文，一种是我国的“当代中国特色话语外译传播平台”译文，另一种是美国的“战略翻译中心”译文。其中，我国的译文准确客观地传达出了政治词汇的含义，而美国的译文则处处体现出中国“威胁论”与“霸权论”。任东升教授强调，尽管两种译文的字面意思基本一致，但是内涵意义大相径庭，翻译政治词汇时应以我国官方译文为准。
任东升教授指出，尽管机器翻译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译者仍须警惕机器译文的意识形态问题。由于机器没有分辨意识形态的能力，机器译文往往不注重译文的政治性，对于关键的政治词汇往往不能给出准确的诠释。在使用机器翻译的过程中，译者对译文的核对工作至关重要。
四. 在学术翻译中坚持国家立场
随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译者在涉外翻译的研究中应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中心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。如在研究南海问题时，应坚持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因此，“南海仲裁案”的“最终裁决”应当翻译为“so-called final award”。与此同时，对于历史名词的翻译，也应坚持中国本位，如“洋务运动”就不能翻译为“westernization”，而应翻译为“self-strengthening Movement”，这是因为在我国官方的定义下，“洋务运动”是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，并非所谓的“西方化转型”。
五. 总结
讲座最后，任东升教授总结道，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意识，是指基于国家认同的国家认知准确和国家立场无误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语言自觉、表达创新和国际理解；翻译的实践不仅仅是语际转换，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实践，是国际话语权的博弈，这涉及到“翻译发明权”，即二次命名权和话语解释权；在遇到于国家层面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、言说态度方式、政治价值蕴涵、机器翻译陷阱时，译者应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正确的政治站位，兼顾政治价值传递和国际通融目标。
文/图：梁博淼/燕俊昊
审核：杜磊
编辑：王娅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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